目前，以教育领域的部分法律，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对经费保障的规定最为详细。

（3）解决农村宅基地的邻里纠纷。虽然土地国家所有权也存在主体相对模糊的问题，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均需要加以控制的最重要自然资源之一。

对此，其中一个较为理想的重要改革选项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农民成为股东的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也就是农村股份合作制等组织形式，从而把虚设意义上的集体成员权转化为实质意义上的股权。此外，国际通行的征收制度、土地发展权征购制度、土地用途管制等还可以起到公共利益保留的兜底作用，丝毫不影响土地的社会公共利益问题。[35] 所谓土地发展权征购制度，是指政府运用公共资金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购买土地发展权，从而将其土地发展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从此视角来看，基于当下国情，在尚未触及土地所有制改革时，宪法第10条能够适应现有体制及其现实需要，并无释宪或修宪的必要。[29]同样，越南等国也已经废除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度。

如若排除共有或合伙性质，所谓的集体成员权又回归到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等，又回归到它们能否代表农民利益的问题。除此以外，也就是该交给市场和社会的事，原则上尽可能让土地权益落实到个人，比如民用商品房用地、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注释: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21AZD088)的研究成果。

[29]《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每一种监督制度都在其各自的监督领域发挥其宪制功能固然重要，但国家监督制度体系的整体宪制功能是否得到充分的施展更为关键。第127条授予监委专责的反腐权力，目的在于惩治各种无视法律的滥权与专断行为，以捍卫法治秩序。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的职权之一是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对宪法上的监督条款所作的类型化分析，实乃探究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特性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从国家审计发挥作用的机理看，国家审计具有全面性、专业性、经常性等特点，其监督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全过程和全局性的。

总括而言，第127条、第132条和第134条建构了一套覆盖所有人与事的权力制约机制，充分彰显了有权即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社会主义宪法权力观。尽管通常认为宪法是一种为规制（regulate）国家权力的组织及运行的高级法（higher law）规范，[28]但宪法的这种组织法属性自身并不具有目的性，相反，它是手段性存在，宪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有效地组织国家机关以保障人权。这是一种对事实施监督制约的权力，与监委对人实施监督制约相对应。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法院是否称职（competent），对该国法治秩序之运行及提升是决定性的。

第91条和第109条创制的审计监督，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之宪制功能同样不言而喻。质言之，上级法院更多的是对下级法院内部行政事务实施监督，而法官违法腐败等问题已有检察院和监委监督。[9]参见田夫:《论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双重界定及其意义》,《东方法学》2013年第 6期,第152页。包括各级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员及各种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国家公职人员，都是监委监督的对象，藉此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

除了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外，《宪法》第3条、第27条、第62条、第67条、第77条、第102条和第104条所创制的人民监督、人大监督等宪法监督制度，乃是最主要的维护捍卫和保证手段。从其规范性质上看，宪法上的监督条款可以划分为三类：作为权利规范的、作为义务规范的和作为权力规范的。

[5]凡此种种，足资证明监委监察权其实就是一种监督权。五四宪法第27条赋予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现行宪法第62条沿袭了此规定。

在整部宪法中，监督权仅仅在此两个条款中各出现一次，其宪制意义颇堪研究。《监察法》第1条规定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11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在宪法学上，此等规范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为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设定了义务，即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有接受人民监督的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排斥或逃避人民的监督。以此为标准，我国宪法上的监督条款同样可以分为这样三种类型。[38]相关研究参见周佑勇、周维栋:《宪法文本中的执法部门及其与监察机关之配合制约关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89-100页。（二）《宪法》第41条：实质意义上的公民监督条款 我国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有个实质意义上的监督条款，它就是备受关注的第41条。

[30]社会主义宪法设有经济条款，源于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5]可以说，监督条款的宪制功能是为其价值目标服务的，其价值目标的实现以其宪制功能之充分发挥为必要条件。

没有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没有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与之相比，监督宪法对待国家权力的立场是颠覆性的：它坚持国家权力不可分立，而只能集中于唯一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大选举产生，因而，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而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则是职权分工关系而非权力分立关系。

毫无疑问，20世纪60、70年代监督权保障不力的经验与教训，乃是该等监督条款得以完善的历史原因。[17]历史经验证明，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全面发展。

唯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颁布，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权的行使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规范指引，此乃人大监督职权实现定型化的重要标志。不管是避免还是防范，都旨在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此等宪法价值提供基础规范保障。唯有该等宪法规范具有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内部治理能力，它才凸显了制宪者所设想的规范目标。与五四宪法相比，现行宪法固然有诸多与时俱进之处，但国家的宪制原则和精神未变。

[26]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著:《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这些有关监督的规范条款创设了一系列宪法上的监督制度，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

从其价值目标上看,宪法上的监督条款可以划分为四类：承载人民民主、实现人权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法治秩序。对国家权力的不信任，因而强调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必须相互制衡，以防范国家机关的违宪专断，此乃是分权宪法的基本理念。

总之，人大监督的宪制功能，是促使各级党政机关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鞭策它们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担当维护宪法法律尊严的表率。作为一种以反腐倡廉为专责的新型宪法权力，第127条所创制的监察权在国家权力制约机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关键性角色。

现行宪法创设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实行审计监督，为的是堵塞财政财务工作中的各种漏洞，防范国家预决算和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偏离合法合理之轨道。第3条第2款规定人大受人民监督，第77条和第102条规定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和选民的监督。所以，当年宪法修改委员会内部甚至有人主张撤销检察院建制，最终由于彭真的坚决抵制而得以保留下来。本文将此等宪法规范的价值目标定位为人权保障，主要是从宪法自身的性质考量。

《宪法》第11条、第41条、第91条和第109条规定的经济监督、公民监督和审计监督，其宪制功能就在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29]由此不难推断，监督宪法的实施，就是为了在政治生活实践中，宪法基本权利规范能够产生应有的拘束力，以使宪法之下的所有人均能享有人权不受侵犯的尊严生活。

[12]另一方面，国家反腐败力量分散，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在各自的管辖领域反腐，彼此孤立有余、协力不足，反腐效果有负众望。[4]监察的首要职责是监督。

何谓法律监督，彭真有非常权威的解释，他说：思想作风问题，政纪问题，检察院不管。[1]参见刘练军:《人民主权理论的思想史叙事》,《政法论坛》2020年第3期，第12-15页。